飘蓬乱世铁肩扛主席亲批革命烈士 萍踪侠影辣手铸组织确认秘密党员

编者按：

100年前的7月，中国成立了。为了庆祝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年份，缅怀革命历史，弘扬红色情怀，北京青年报与北京市档案馆携手推出系列报道，以档案馆馆藏档案为依据，寻访北京红色

　　100年前的7月，中国成立了。为了庆祝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年份，缅怀革命历史，弘扬红色情怀，北京青年报与北京市档案馆携手推出系列报道，以档案馆馆藏档案为依据，寻访北京红色地理，重温革命先贤探索救国的真理，追寻民族觉醒、奋进的伟大道路。

　　本月1日，作为“中国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的京报馆旧址正式对外开放了。100年前，这座报馆是当时北京乃至华北地区唯一的一座自建馆社，在中国报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它的创建者更是以新闻救国、40岁就慷慨就义的中国报界先驱——邵飘萍。

　　3日一早，本报记者来到西城区骡马市大街的魏染胡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浓烈，但从大路折进绿荫蔽日的胡同里，宁静的气息就一下子铺展开来。数着门牌号缓缓步行，偶尔一个骑自行车的街坊摇铃从身边经过。没多久，眼前就出现了一栋灰色的二层小楼，夹在两侧的平房之间，很是显眼。

　　小楼是中西合璧的风格，大门两边各立一根欧式立柱，门头上刻有“京报馆”三个红字，落款“振青题”。门牌号为30号。跨进大门，左手通往二楼的木楼梯被挡住了，询问得知目前暂不开放。迎面的影壁上镶嵌着“铁肩辣手”四个大字，顺着影壁一拐，就来到了二层小楼后面附属的两个小四合院。修缮一新的院子分别设立了百年红色报刊专题展和邵飘萍生平事迹专题展。

　　资料显示，1984年，京报馆旧址被公布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但直到2018年8月以前，这里还住着30户居民，其中也包括邵飘萍的孙辈。当时主体楼的木楼梯、走廊木地板和木质门窗还是原来的老物件，只是历经岁月陈旧破败，院子里又搭建了一些私房。不过居民们对恢复报馆原貌都非常支持，尤其是邵家后人。腾退、修缮工作历时近三年，百年报馆终于迎来了新生。

　　1920年9月，已经创办两年的《京报》由琉璃厂小沙土园胡同搬进了魏染胡同。报馆一楼为经营部，二楼为编辑部，后院供印刷报纸和起居。这一年邵飘萍刚刚34岁，是一个遵循无党无派、不以任何特殊势力集团为后台的自由报人。他在《京报》创刊时写的《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就明确指出：“必须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他主张新闻自由和真实，“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

　　邵飘萍很早就对报纸产生了感情，还在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师范科读书时，他就接触到了《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并开始为上海的《申报》写地方通讯，毕业回故乡金华教书后，又成为《申报》的特约通讯员。

　　辛亥革命后杭州光复，在报界颇有影响的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他知道邵飘萍经常写地方通讯，相见之下，当即聘邵飘萍为主笔。1911年11月18日，《汉民日报》正式出版，邵飘萍从此进入新闻界，开始了他15年的报业生涯。第二年，杭辛斋被选为众议院议员，《汉民日报》交由邵飘萍一人主持。

　　邵飘萍对时局有着惊人的洞察力，且对当局的抨击毫无顾忌。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他立刻在报纸上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并声言“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1913年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邵飘萍。出狱后，他东渡日本暂避。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加入反袁护国的舆论斗争。袁世凯死后，30岁的邵飘萍被聘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申报》是当时上海资格最老、销路最广的第一大报，两年间，他为《申报》写了200篇22万字的《北京特别通讯》。

　　因为不满足于做上海方面的“扬声器”，邵飘萍先在南城珠巢街办起国内第一家新闻编辑社，后又辞去《申报》特派记者的职务，于1918年10月，和一起留学日本的潘公弼在前门外三眼井38号创办了《京报》。他手书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在报馆墙上，勉励同人，从此走上了一条自资独立办报的艰辛道路。

　　邵飘萍将《京报》定位为为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办报不到一个月，发行量就从300份飙升到4000份，这在当时的北京首屈一指。因发行量大，利润可观，所以创刊两年就有实力自建了两层楼的馆舍。但也正是因为这支笔的影响力，在15年的新闻生涯中，邵飘萍遭遇了数次入狱、三次封报、两度出走日本。

　　1913年《汉民日报》被封后，邵飘萍第一次流亡日本，在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同时为国内的报纸写评论。在一封寄给妻子汤修慧的信中他写道：“弟以傲骨天成，岂能寄人篱下，故唯有勉励所为，欲以新闻记者终其身，世不士王侯，高尚其志，君亦赞成否？”

　　在日期间他与留学生潘公弼、马文车创办了“东京通讯社”，向京、津、沪、汉等地报纸寄发东京通讯，并且较早报道了日本政府强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引起国内震动。

　　第二次遭遇查封是在《京报》创办不满一年。五四运动前夜，北大学生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作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邵飘萍上台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大声疾呼“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京报》更是热情地支持五四运动，连续发表《外交失败第一幕》、《速释学生》、《研究对外之办法》、《再告工商实业界》等文章，以强有力的舆论声援学生和各界的反帝爱国运动。

　　1919年8月，因屡屡发表揭露、批判政府腐败的文章，《京报》被当时的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他先是逃到上海，然后受大阪的《朝日新闻》之邀，第二次出走日本。

　　1920年邵飘萍回国，《京报》在魏染胡同复刊，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壮大。邵飘萍办报重视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除了每天出两大整张报纸外，《京报》还相继开辟了《京报副刊》、《莽原》等10多种副刊，鲁迅就是这些副刊的作者之一。从1924年12月至1926年4月，鲁迅在《京报副刊》发表杂文37篇、评文5篇，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后来他又在邵飘萍的推促下，创办了《莽原》。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其后，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3月18日，为了反对《八国通牒》，群情激愤的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当他们来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遭遇开枪。这就是被鲁迅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报》立刻派记者赴现场调查采访，邵飘萍发表了题为《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的讨伐檄文。此后，《京报》及副刊连续发声，不到半个月时间共刊发各种有关惨案的消息、评论100多篇。

　　4月15日，奉系军阀下达48人通缉令，邵飘萍、鲁迅、李大钊均在内。4月24日，暂避俄国使馆的邵飘萍在回报馆的途中被捕，京报馆再次被查封。

　　也许冥冥之中已有预感，被捕前两天，邵飘萍在《京报》上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似是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告白，依旧嬉笑怒骂。

　　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予定），既非，更非。各方师友，知之甚悉，无待声明。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邮寄传单，对鄙人横加攻击者。究竟此类机关何在？主持何人？会员几许？恐彼等自思亦将哑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实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于社会。鄙人之罪，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之惨杀多数民众（被屠杀者大多数为无辜学生，段命令已自承认）；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四不该人云亦云承认国民第一军纪律之不错（鄙人从未参与任何一派之机密，所以赞成国民军者，只在纪律一点，即枪毙亦不否认，故该军退去以后尚发表一篇欢送之文）……有此数罪，私仇公敌，早伺在旁，今即机会到来，则被诬为赤化布党，岂不宜哉！横逆之来源，亦可以了然而不待查考矣。承各界友人以传单见告，特此答陈，借博一粲。

　　4月24日，与邵飘萍有旧交的《大陆报》社长张翰举被军阀收买，对邵飘萍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他，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对方允诺《京报》可以照出。邵飘萍被诱骗出使馆，遭军警截捕。

　　4月25日，《北京晚报》发表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后，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立即组织营救。接待者出面接见13名代表时，毫无隐违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

　　4月26日凌晨，警厅将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

　　这是登载在1918年10月30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的一则《新闻研究会启事》：本校现增聘邵振青先生为本会导师，自本星期起本会集会办法改订如后。（一）每星期一及星期三晚七时至八时由徐先生担任演讲。（二）每星期日上午十时至十一时由邵先生担任演讲。此启。（见图①）

　　1918年10月，北大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邵飘萍被蔡元培聘为研究会的导师。当时《京报》刚刚创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坚持每周上课，主讲应用新闻学的内容，传授新闻采访技巧。

　　在另一则登于1919年10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的《新闻学研究会发给证书纪事》里，研究会宣布：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次研究期满式，业于本月十六日下午八时，在文科事务室举行。首由干事曹杰君主席，报告开会理由，及一年中过去情形。次由会长蔡元培先生发给证书，并致训词，次由导师徐宝璜教授演说中国报纸之将来……并记录了获得证书的名单，“得听讲一年之证书者共二十三人”：陈公博、何邦瑞、谭檀棠、区声白、倪世积……“得听讲半年之证书者共三十二人”：李吴祯、陈秉潮、徐恭兴、朱云光、姜绍谟、来焕文、马义述、杨立诚、易道尊、……（见图②）

　　其实，因为事务繁忙，邵飘萍出任导师的时间并不长，仅仅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8月，五四运动中还曾暂停，但他给会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其中就有。

　　1936年在延安窑洞接受斯诺的采访，他介绍生平的时候特别提及自己曾受到两位老师的影响，一位是李大钊，另一位就是邵飘萍。评价邵飘萍：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1949年4月21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亲自批示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着这样一份档案，是“京师地方检察厅关于京报触犯刑律请将邵振青设法缉拿并将应负主要责任者查明的公函”，公函里写道：

　　本厅奉司法部第五三七号令开，查京报本年四月十八日登载“阁员尽孝”一则，显系触犯刑律第壹佰伍拾伍条第壹项规定，五月二十三日又登有“国民一致对外之声势”一则，系触犯出版法第拾壹条第贰项规定。七月二十六日又载有“珠饵鱼趣闻”实与新刑律第壹百伍拾伍条第壹项规定相当，似此肆意雌黄，淆惑观听，若非予以惩处，其何以正舆论而申法权，为此令行该检察长，仰即依法将该报编辑人发行人及论说记名人等，立予诉追，勿得稍涉瞻徇等因。奉此，闻该报主其事者为邵振青其人，故于二十七日出票，会同贵厅传唤邵振青在案，应据刑律、条文，凡有犯罪意思与犯罪行为者，即为犯罪之主体，惟出版法则载明，编辑人、发行人、印刷人等，当负责任。此案邵振青究系该报内何项名目？既于被传唤时，藉故延宕暗行，翻墙脱逃，可见必有关系。自应继续拘传，以明真相。除该编辑人潘公弼一名，业经自行投案不计外，其余该报所有发行人及论说记名之人，究竟为谁，应请贵厅查照分别，将邵振青设法跴（编辑注：踩）缉送案，并将应负责任主名查明、见覆，以凭核办实级公谊。此致。京师警察厅总监。中华民国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北京市档案馆专家王兰顺解释，这份档案里提到的新刑律是袁世凯为了巩固北洋政府的统治，对《大清新刑律》进行的修改。1914年颁布的《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增设了罪名，加重了刑罚以及限制了新闻自由。北洋政府依据这部补充条例通缉报人邵飘萍，查封《京报》，而邵飘萍则凭着新闻人特有的敏感数次逃脱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抓捕。

　　“这份档案中记载的是发生在1919年7月的事情。京师警察厅以邵飘萍违反出版法则及触犯新刑律进行抓捕，他逃到了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然后换上工人服装逃往天津。”

　　1919年12月8日的另一份“京师高等检察厅训令”要求：查北京出版京报前犯妨害治安及侮辱各罪，曾经部令京师地方检察厅依法检举并由该厅呈请总检察厅通令，严缉该报论说记名人邵振青即邵飘萍，务获究办在案。兹闻该犯邵振青，因接取家眷并清理事务，将于日内潜行来京，合丞令仰该检察长知照，迅即密令所属严行跴缉，并函知警察厅一体协助，务将该犯邵振青逮案，勿任逃逸，切切……

　　除此之外，北京市档案馆还保留了数份关于京报及邵飘萍触犯法律的公函、训令，可见邵飘萍的新闻一再触怒当局政府。从创办京报一直到英勇牺牲，邵飘萍多次逃脱抓捕，但最终被同行出卖。1928年，北京新闻界为他补开了追悼会。

　　在京报馆旧址的“邵飘萍生平事迹专题展”中，记者注意到了一封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罗章龙在1986年4月17日写的证明信：邵飘萍同志是我国杰出的进步新闻事业的先行者，他很早就接近中国，积极声援和支持我党领导的罢工斗争。从一九二二年开始，我在北京区委时，就和他有经常的工作联系。根据他的意愿和表现，约在一九二五年春，由我向区委提出，区委会议通过，邵飘萍作为我党秘密党员，旋经中央批准。特此证明。（见图③）

　　1984年，中共东阳市委前往北京采访罗章龙时也留下了一段录音，录音中88岁的罗章龙回忆说：我同邵的私人来往多，我很敬重这个人。因为当年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事只能够地下化。这种人，保持一种秘密状态在工作中间。北方区，由我介绍他作为地下党员。

　　1986年7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批复浙江省金华市委的报告中确认了邵飘萍的秘密党员身份，中共中央组织部（86）组建字第108号文件认定邵飘萍于1925年春加入中国。（见图④）

　　检索史料可以得知，邵飘萍第二次到日本后，一面当记者，一面注意研究思想和社会政治问题。在1920年内，写成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本书。前者介绍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并较多地涉及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后者专门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政策。这两本书是中国成立前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

　　这一次从日本回到北京后，邵飘萍开始与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触来往，并支持他们组织的活动。他主办的《京报》也时常占用一定版面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3年5月5日，《京报》出版了《马克思一百零五周年诞辰纪念特刊》，1924年3月30日出版了《列宁特刊》，1924年5月以副刊《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名义刊出了《纪念五一专号》和《纪念马克思诞辰专号》。李大钊在副刊专号上发表了重要著作《这一周》，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宣传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北京的早期组织成立后，邵飘萍还多次帮助党组织印刷、出版各种刊物，培养新闻骨干。

　　邵飘萍严守秘密，只和介绍人保持单线联系，至死没有暴露身份，即使他妻子也毫不知情。